陶勇有很多种身份：葡萄膜炎和眼底病专家、恶性伤医事件的当事医生、网红医生、健康科普博主……现在，他更愿意用“新医生”来定义自己——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网络平台，让医疗更高效、更精准的新理念医生。

每周三下午4：30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例会时间，主任陶勇会带着全科室的医生做病例分析和业务讨论。这天的分享者是一位在读博士生，她的PPT以康德和孔子的名言开头，末了，又通过分析《红楼梦》的人物特点来提醒大家，要看到内在的真相而不能被表象所迷惑。

有些生硬的类比让在场的听众啼笑皆非，但在导师陶勇看来，她至少开始摆脱原来局限在单一学科的机械性重复，而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文和社会层面。这很大程度是受陶勇的影响。

陶勇把医学看作“人”学。他曾对立志报考医科大学的学生说：“未来决定你在医学领域高度的，不是你提前把解剖学读了，而在于你对医学的理解程度——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好医生，不如从现在开始细心观察和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人与社会的关系、人与自然的关系。”

“我受伤后，为什么那么多患者跟我保持着联系？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背后的故事，尝试去了解他们的人生。每一个故事又加深了我对医学、社会和人性的理解，让我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去解决问题，”陶勇从不认为医生和患者只是一次性的买卖关系。

陶勇对“关系”的理解，也延展到10岁的女儿。虽然孩子在寄宿制学校上学，而自己公务繁忙，两人见面的时间不多，但他掌握了一套特别受用的教育方式——在孩子面前示弱。比如，让女儿掌握一个复杂汉字的写法，他会说：“这个字爸爸怎么都写不好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——由此激发孩子学习的主动性。女儿学日语，为了给她一个表现的机会，他特意点了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《机器猫》日语歌，女儿就学来唱给他听。“孩子之所以会逆反，很大的原因是他的主张或能力没有观众来欣赏，家长应当放下身段当孩子的观众。”

医疗的最大问题在于无序

陶勇伤后复诊，原本每周三出诊主任号。2021年5月开始，他成为朝阳医院的知名专家团队成员——每周不直接出诊，也没有固定的出诊时间，只看那些从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处转上来的疑难患者。

在他看来，这是科室内的分级诊疗，通过在眼科内部进行分级转诊，可以让医疗资源更加合理和有效地分配。

陶勇原先每天看诊的六七十个病人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病情并不严重但熟悉通过手机、互联网挂号的年轻人，还有一些是通过关系辗转找到他的“人情患者”，真正有疑难眼病、岁数大的人，反而挂不上他的号。现在，他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处理真正的疑难问题。

前不久，一名患有青光眼的HIV感染者通过科里的一位主治医师找到陶勇。患者说明情况后，陶勇在一间独立的诊室给他做了诊断和激光治疗。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——受伤之前，陶勇的诊室永远是人头攒动，很难顾及每一名患者的隐私。

“我觉得医疗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源和投入少的问题，而在于无序。一旦建立了秩序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提升很多。”陶勇说。“没有关怀的医学是冰冷的，可是翻过来，没有技术的关怀是滥情。”

从体力上讲，他比原来付出得少了。原来每天看诊的几十号病人，好多都是不需要他“亲自去折腾的”。现在，他每周有了固定的健身时间，体重从刚出院时的160斤，减到了现在的140斤，整个人看起来更精神了。

由于长期患有脂溢性皮炎，为了省却每天洗头、上药的麻烦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亲手推光了头发，戴上一款由专门做假发的患者给他挑选的假发，毫无违和感，最关键的是，这样“又节省出来好多时间”。

陶勇把时间的有效利用与实现生命的价值相关联，“我去年遭受的恶性伤医事件，是一种对身体和生命的打击，这是硬刀子。而为了绝对安全，让我的生命消耗在没有价值的吃喝拉撒睡、重复性工作和无效社交上，这是软刀子，对我而言，这也是一种伤医事件。”

从Fast Follow到Original

陶勇在医疗以外的时间现在是这样分配的：70%在科研及其转化上，20%在科普，10%在公益——重心首先是科研。

陶勇在北京大学读书时，导师为黎晓新教授，她是最早把玻璃体切割手术带到中国的开拓者之一，享有“玻切女王”的美誉。毕业时，黎教授对同学们说，你们这一代不能只去模仿和引进了，那种叫fast follow，而是要更多的original，就是原创。

毕业后，陶勇多年研究葡萄膜炎，因其病因复杂、不易诊断、愈后效果差，被认为是眼科的绝对冷门。他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，系统性地建立并推广了眼内液检测法——用一根极细的针从眼球内抽出非常少量的眼内液，可以同时检测上万种病原微生物指标，是眼科走向精准诊疗的“一个小贡献”。

这项技术第一次临床应用是在10年前，患者为一名29岁的东北小伙。他新婚不久，不幸患上了白血病，经历了骨髓移植和多次化疗后，出现了视物不清的症状。

陶勇给他做眼底检查的时候，发现离黄斑特别近的地方出现了病变。当时，陶勇刚评上副主任医师，出专家门诊。他有两种选择，一是在病人的黄斑病变还没有严重到影响视力的情况下，进行积极治疗，遏制病变。但这种治疗是有风险的，在患者视力尚好的情况下，如果积极治疗没有成功，病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视力下降是这次诊疗的后果。另一个选择就是等待，不采取任何措施，直到他的视力受到严重影响之后，再做治疗。这样就不会有被患者误解的风险，但视网膜的坏死病灶一旦扩散，就可能导致患者丧失视力。犹豫了很久，陶勇选择了第一种方案。他利用眼内液检测技术，测出了这名患者是巨细胞病毒感染，于是迅速地采用了抗病毒的治疗方案，使病变在短时间内消退。

这次勇敢的尝试，给了陶勇很大的信心。此后10年，他和科研团队一直不断打磨和升级这项检测技术。“眼内炎症是致盲的主要原因，但凭经验并不能快速准确地诊断。医学肯定是要往更加精准、循证和数字化的方向发展。”受伤的左手让陶勇今后很难再登上手术台，但他相信科技是一把更厉害的手术刀。

责任编辑：李海波

来源：南方人物周刊